孔子曾经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似乎已经成为老先生一个不大不小的“污点”，那就是有“歧视妇女”之嫌。其实，与孔子一样持相近观点的不乏其人，而且都是赫赫有名的哲学家。比如叔本华，这个痛苦的哲学家就极为鄙视女性；还有尼采，大家一定记得他的关于面对女人要拿起手中的鞭子的更为极端的说法。

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就象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一样。比如叔本华，这位贫穷的哲学家每每在他苦苦思索宇宙与人生的玄妙问题时就会遭到那个恶婆娘房东的折磨和骚扰，让他痛苦万分。而这个女房东，也因此差点遭到忍无可忍的哲学家的“动粗”。与动拳头的叔本华以及主张举起鞭子的尼采相比，我们的孔圣人就要显得含蓄多了，他只是抱怨“难养也”。而且，他是把女子和小人结合起来说的，这里面的意味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这句话的真实意思。

虽然大家嘴上常常挂着这句话，可是，我却怀疑大家并不真正懂得其中的意思。如果大家读过《论语》，就知道，完整的原文应该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句话的完整意思应该是：如果仅仅是女子尚且可以想办法敷衍、相处和伺候，如果仅仅是小人尚且可以想办法敷衍、相处和伺候，但如果是女子和小人勾结起来就没有办法而且难以敷衍、相处和伺候了。为什么？因为如果和他们走得太近，就会不得好死，连抱孙子的机会都没有；如果对他们敬而远之，那么他们就会怨恨你，把你当敌人，结果一样难以预料。

所谓小人，并不是贵族与平民的“大人”与“小人”之别，就是指道德低下的人。孔子在这里有非常强烈的道德指向。而“唯”是一种绝对的指称，意思是仅仅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如果我们完整的理解了这句话，就会明白，孔圣人那里是愤怒和声讨，分明是无奈、沮丧和害怕，并因此而发的牢骚和感叹。比起叔本华和尼采来，他显得更加胆怯和担心。

其次，我们必须搞清楚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大家熟知的原因，大概就是孔子在卫国的故事。孔子在卫国受到国君灵公的热情款待。可是，有一天，卫灵公的夫南子派人对孔子说：“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不得已而见之。”而见面的过程很滑稽，“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卫南子则在帐帏之中拜谢，身上佩带的珠宝玉佩叮当作响。这件事情引起了孔子的极度反感。一个月后，卫灵公邀请孔子出行，卫灵公和夫人南子乘第一辆车，孔子乘第二辆车，大有现在国家元首出行的风头，“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卫灵公和夫人南子爱慕虚荣喜欢出风头的作风让孔子非常讨厌，孔子认为，一个注重道德修养的人是不会如此热衷于爱好声色的，于是选择离开。其时，孔子已经是名人，孔子觉得卫灵公之所以热情款待自己，不过是要附庸风雅博得清名而已，并不是真的赏识自己的学问。

很多人以为，正是这个经历使得孔子说出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话。但是，如果孔子就因为这点而对卫灵公夫妇如此厌恶，是说不过去的，也不符合他“中庸” 的主张。不管怎么说，卫灵公对孔子还是很不错的，南子夫人虽然爱慕虚荣、小心眼儿，但是也并没有不尊重孔子。而且，在来卫国之前，孔子因为长得象一个和陈国人结仇的叫“阳虎”的鲁国人而被陈国“拘留”，差点被杀害，多亏卫灵公救了他。因此，孔子似乎不该有如此激烈的反应。这里面肯定有原因。

在我看来，原因之一，是孔子看到了危险。所谓“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其实就是给卫灵公下了个“小人”的判断。而且，因为卫灵公过于宠幸南子夫人，也即前面我们说的女子与小人勾结得很紧，而且小人过于听信女子的话，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危险，只要那天孔子对南子稍有不敬，也许灾祸就来临了。所以孔子要赶紧跑。事实上前面南子夫人要求孔子去拜见她就是一种威胁和暗示。
 

原因之二，在于孔子先祖的一段惨痛经历。也许大家都不知道，孔子其实并不是鲁国人，而是宋国人。公元前710年，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在宋国任宋殇公的大司马，而“大司马孔父嘉妻好”，也就是说孔父嘉的妻子很漂亮。有一天，她也是乘着马车“出，道遇太宰华督。督悦，目而观之。”从此就种下了灾祸。华督为了得到孔父嘉的妻子，派人四处散布流言，诬蔑宋殇公和孔父嘉频繁发动战争（实际情况是宋国由于得罪了郑国而数次遭到郑国以及追随郑国的诸侯们的侵扰），进而煽动不满的百姓发动暴乱杀死了孔父嘉和宋殇公，夺走了孔父嘉的妻子（见《史记》宋微子）。孔父嘉的儿子木金户则被仆人悄悄抱着逃到了鲁国，而这人就是孔子的五世祖。孔子家族由此定居鲁国。

我想，这才是孔子得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根本原因。其中，孔父嘉妻出门乘车招摇过市的情形和卫灵公夫妇乘车招摇过市的情形何其相似。而且，其中一句话很关键：“督利孔父妻”。这说明，华督是“利诱”了孔父嘉的妻子以后才着手除掉孔父嘉的，两人是有“奸情”的。又是一起女子与小人勾结的例子。而这起例子，其中的女子，竟然就是孔子的六世祖母。

而更为有趣的是，孔子对卫灵公夫妇、孔父嘉对其妻与华督的遭遇，刚好就是“怨”与“不孙”两种结局的真实写照。孔子对南子夫人保持距离（远之），几乎招致南子夫人甚至是卫灵公的怨恨（南子派人暗示孔子去拜见自己时所说的话表明卫灵公是知道这件事并且持支持态度的）；孔父嘉由于与小人华督同朝为臣，华督又和他的妻子勾结，和他们走得太近（近之），结果招来杀身之祸。这短短一句话，蕴含着两段真实经历以及对于“小人”与“女子”勾结的不良后果的警惕与恐惧。其实，是一种很深的“政治智慧”。

到这时，我们就应该可以理解孔子为什么对于女子和小人的勾结如此反感如此愤怒了吧。其实，那是源于一段家族的刻骨铭心的不可回首而又深藏于记忆之中的耻辱的历史,它以几乎导致孔子家族毁灭的惨痛告戒着圣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也因此，女子的最好的归宿就是“无才便是德”，否则，她就难以抗拒小人的诱惑。这是孔夫子给女人开出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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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题绝大部份文字出自由郭汝瑰和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郭汝瑰 (1907年9月15日－1997年10月23日），又名郭汝桂，中国重庆铜梁县人，曾为民国时期国军中将。郭汝瑰1926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此后他历经十年先后在黄埔军校、日本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学习，接受了全面的军事教育。1937年5月郭汝瑰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8军第14师参谋长。抗战爆发后，郭汝瑰随所在部队参加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经历了南京战役全过程，并在前线与日军的战斗中表现较为优秀。此后他又参加武汉会战和长沙第三次会战，因表现优秀逐步升迁。抗战结束后他又历任国军徐州司令部参谋长、国军第22兵团司令、并两次出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1949年12月，郭汝瑰在宜宾率领第72军起义。1997年郭汝瑰因车祸去世。

　　1937 年11月，国民革命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被日本占领。中国方面就此开始准备在上海以西仅300余千米的首都南京的保卫作战。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大陆命令第八号》“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克敌国首都南京”，这标志着南京保卫战正式开始。南京保卫战打响后，蒋介石先后调集15个师10余万人参与南京守城战。然而此时参与南京作战的国军各部队不管是兵员素质还是士气已与淞沪会战之时不能相提并论，部队战斗力严重下滑。南京保卫战开始后，日军三路进攻势如破竹，南京外围战略要地相继失陷。很快日军就突破南京外围一线防御阵地。12月9日，日军进抵南京城下，并用飞机向城中投撒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致中国守军的最后通牒，进行劝降。（以下开始除图片的文字图注和评论部分文字外，其它皆为《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原文）

　　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对对松井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并于当日下达了“卫参作字第３６号”命令作为回答。内容为：

　　“本军目下占领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斗，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土、摇动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定遵委座命令，按连坐法从严办理。（２）　各军所得船只，一律缴交运输司令部保管，不准私自扣留，着派第７８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散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抗拒，以武力制止。”企图以“破釜沉舟”的精神背水死战。

　　１２月１０日，日军见中国军队拒绝投降，遂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３峰等阵地发起全面进攻，战况较９日更为激烈。特别是城东南方面，因复廓阵地已基本丧失，日军直接进攻城垣，所以形势尤为严峻。卫戍司令部急令第８３军的第１５６师增援光华门、通济门城垣的守备，并于城内各要点赶筑准备巷战的预备工事，同时将第６６军由大水关、燕子矶调入城内，部署于中山门及玄武门内构筑工事，准备巷战；另以刚刚由镇江撤入南京城内的第１０３师及第１１２师由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指挥，负责中山门附近城垣及紫金山阵地的守备。当夜，第１５６师选派小分队坠城而下，将潜伏城门洞中的少数日军全部歼灭。雨花台方面，日军２个师团主力和步、炮、坦克及航空兵协同攻击，将第８８师右翼第一线阵地全部摧毁。残部退守第二线阵地。当晚，日军第１８师团占领了芜湖。

　　１２月１１日，日军第１６师团猛攻紫金山南北的中国军队阵地。紫金山及其以南地区，教导总队坚决抗击。激战终日，日军毫无进展，惟其右翼部队攻占了第２军团防守的杨坊山、银孔山阵地，进至尧化门附近。日“上海派遣军”为使其第１６师团进攻容易及适时切断守军的东退道路，又从正在镇江等船渡江的第１３师团中调山田支队（第１３师团兵步第１０３旅团长山田指挥的步兵３个大队、山炮兵１个大队），从第１６师团右翼加入战斗，向乌龙山、幕府山炮台进攻。日军第１０军的第１１４师团及第６师团主力继续攻击雨花台。第８８师的第二线阵地又被摧毁，守军被迫据守核心阵地。日军第１１４师团右翼部队开始攻击中华门，城门被炮火击毁。少数日军一度突入城内，但被第８８师据守城垣的部队歼灭。日军第６师团左翼部队之一部沿长江东岸北进，在上新河击退宪兵教导２团的１个营，占领了水西门外的棉花堤阵地。日军国崎支队在当涂北慈湖附近渡过长江，沿西岸北进，向浦口运动。占领芜湖的日军第１８师团因转用于杭州方面，不再参加进攻南京的作战。

　　南京保卫战期间，蒋介石所在的武汉大本营对南京的战况也极为关注，每日均有询问及指示的电报，当蒋介石发现撤至南京部队的战斗力及士气已远不如淞沪作战，南京外围主阵地带仅防守两三天即告失守，而复廓阵地立足未稳即在主要方向上又被敌突破、迫逼城垣时深感形势严峻；当得知当涂附近已有日军渡江时，更感局势危急。

　　为避免南京守军被敌围歼，蒋介石于１１日中午考虑令南京守军撤退，遂令时在江北的顾祝同以电话转告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顾要唐当晚渡江北上，令守军相机突围。唐生智由于自己曾力主固守，现在若突然先行撤走，怕今后责任难负，因而要求必须先向守军将领传达清楚最高统帅的意图后方能撤离。当晚，蒋介石致电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唐生智于当夜与罗卓英、刘兴两副司令长官及周参谋长研究后，决定于１４日夜开始撤退。遂于１２日凌晨２时许召集参谋人员制订撤退计划及命令。

　　12 月12日日军5个师团对南京复廓阵地及城垣发动猛攻。中午前后，在日军猛烈炮火轰击下，日军攻破中华门，防守此处的第88师遂即撤走，南京失陷已成定局。当时大批逃难居民与溃退的散兵拥挤在街道上，城中秩序开始陷于混乱。南京守军已开始呈动摇态势。唐生智等决定改在当夜撤退。2月12日17时，卫戍司令部召集南京守军中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行动。唐生智首先简要地说明当前战况，询问大家是否还能继续坚守。与会将领无一人发言。唐生智遂出示蒋介石命守军相机撤退的电令(蒋介石曾在12月11日致电守军司令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即由参谋长周斓分发了参谋处已油印好的撤退命令及突围计划。命令及计划原文如下：

　　卫戍作战命特字第一号（地名参看三十万分一图）命令

　　１２月１２日１５时于首都铁道部卫戍司令部

　　一、　敌情如贵官所知。

　　二、　首都卫戍部队决于本日（１２日）晚冲破当面之敌，向浙、皖边区转进。我第七战区各部队刻据守安吉柏垫（宁国东北）、孙家铺（宣城东南）、杨柳铺（宣城西南）之线，牵制当面之敌，并准备接应我首都各部队之转进。芜湖有我第７６师、其南石炮镇有我第６师占领阵地，正与敌抗战中。 

　　三、　本日晚各部队行动开始时机、经过区域及集结地区，如另纸附表规定。

　　四、　要塞炮及运动困难之各种火炮并弹药，应彻底自行炸毁，不使为敌利用。

　　五、　通信兵团，除配属外部队者应随所属部队行动，其余固定而笨重之通信器材及城内外既设一切通信网，应协同地方通信机关彻底破坏之。

　　六、　各部队突围后运动务避开公路，并须酌派部队破坏重要公路桥梁，阻止敌之运动为要。

　　七、　各部队官兵应携带４日炒米及食盐。

　　八、　予刻在卫戍司令部，尔后到浦镇。

　　右令。

　　计附表第一、第二两纸。

　　附表第一为“南京卫戍军突围计划”，其内容为：

　　（一）　７４军由铁心桥、谷里村、陆郎桥以右地区突围，向祁门附近集结。

　　（二）　７１军、７２军自飞机场东侧高桥门、淳化镇，溧水以右地区向敌突围，向黟县附近集结。

　　（三）　教导总队、６６军、１０３师、１１２师自紫金山北麓、麒麟门、土桥镇、天王寺以南地区向敌突围。教导部队向昌化附近集结，６６军向休宁附近集结，１０３师、１１２师向于潜附近集结。

　　（四）　８３军于紫金山、麒麟门、土桥镇东北地区突围，向歙县附近集结。

　　以上各部队突击时机为１２日晚１１时后开始，但８３军为１３日晨６时。

　　（五）　第２军团应极力固守乌龙山要塞，掩护封锁线，于不得已时渡江，向六合集结。

　　（六）　３６师、宪兵部队及直属诸队依次渡江（另有渡江计划表），先向花旗营、乌衣附近集结，但３６师应掩护各部队渡江（后），然后渡江。

　　卫戍司令部突围计划的基本精神是大部由正面突围，一部随司令部由下关渡江。但在书面命令分发后，唐生智又下达了口头指示，规定第８７师、第８８师、第７４军及教导总队（南京守军中的中央嫡系部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这就大大降低了命令的严肃性，也为不执行命令制造了借口，以致计划中规定的由正面突围的部队，除广东部队第６６军及第８３军之大部按命令实施突围外，其余各军、师均未按命令执行。有口头指示为依据的部队，必然一起拥向敌人尚未到达的下关，以便迅速、安全地渡江北撤；许多未接到撤退命令的部队因发现友军撤退而撤退。虽接到命令而并不知道撤退计划详情的旅、团长们也都认为上级既然要军队撤退，在下关必然已准备好大量渡江工具，因而亦皆拥向下关。

　　编者语：唐生智一再对蒋嫡系部队“特殊照顾”，甚至还视军令如儿戏临时给予口头撤退指示，更加重突围的混乱无序。参与南京保卫战的国军各部队除中央军蒋介石嫡系外，也有非蒋嫡系部队。在布置撤退突围计划时，为避免蒋介石嫡系部队损失过大，唐特意安排非蒋嫡系的第83军和第2军团担任南京撤退突围的殿后任务。撤退命令下达后，唐生智还是不放心，于是再次对蒋介石嫡系部队给予“特殊照顾”，口头指示他们也可以渡江北撤，更加重了撤退时的混乱(规定第８７师、第８８师、第７４军及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 

　　自行决定由下关渡江的军、师长大多未按命令规定的时间开始撤退，而是在散会后立即部署部队撤退。有的单位在接到命令前即已撤走。如卫戍司令部第２军团负责固守乌龙山要塞以掩护其他部队撤退和突围，应最后撤退，但徐源泉于１２日下午即率其第４１师和第４８师从周家沙和黄泥荡码头乘坐其预先控制于该处的民船最早渡至江北，经安徽去江西整顿。乌龙山要塞部队在徐源泉部撤走后，也于当晚毁炮撤去江北。有的将领只向所属部队打撤退电话，或回去安排一下撤退事宜就脱离部队，先行到达下关，随同卫戍司令部及第３６师乘渡船先到江北。如第７１军军长王敬久、该军第８７师师长沈发藻等根本未回指挥所；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回到富贵山地下室指挥所后告知幕僚撤退任务，即留参谋长邱清泉处理文件等，自己单独先去下关；其第２旅旅长胡启儒得知撤退消息较早，不等会议结束，即以奉命去下关与第３６师联系为由，电话通知其第３团团长代行旅长职责，独自先去下关。 

　　由于城中各部队多沿中山路向下关撤退，而挹江门左右两门洞已经堵塞，仅中间一门可以通行，各部争先抡过，互不相让，不少人因挤倒而被踩死。如教导总队第１旅第２团团长谢承瑞，在光华门阵地上曾英勇地抗击日军多次冲击，却在挹江门门洞内被拥挤的人群踩死。有的将领，如第８３军第１５６师师长李江见城门无法挤过，就从门东侧用绑腿布悬吊下城出走。

　　下关情况更为混乱，各部队均已失去掌握，各自争先抢渡。由于船少人多，有的船因超载而沉没。大部官兵无船可乘，纷纷拆取门板等物制造木筏渡江，其中有些人因水势汹涌、不善驾驭而丧生。

　　因乌龙山要塞守军撤走，原停泊于草鞋峡、三台洞（燕子矶南）的“文天祥”鱼雷快艇中队（４艘）也于１２日夜驰去大通，１２月１３日拂晓，日军山田支队未经战斗即占领了乌龙山；日海军舰艇通过封锁线到达下关江面，日军第１６师团一部亦乘舟艇进至八卦洲附近江面。大量正在渡江的中国军队官兵被日海军及第１６师团的火力和舰艇的冲撞所杀伤。宪兵副司令萧山令即死于半渡之中。与此同时，日军各师已分由中山门、光华门、中华门、水西门等处进入南京城内；原在镇江的天谷支队已渡过长江，正向扬州前进中；国崎支队已至江浦，正向浦口前进中。已渡至江北的中国军队沿津浦路向徐州方向撤退。

　　１２月１４日，根据中国大本营的指示，唐生智在临淮关宣布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撤销，撤至江北的卫戍军部队改隶第三战区。南京保卫战基本结束。

　　编者语：国军高级将领先行逃跑和不辞而别，导致自己的部署和手下官兵失去指挥陷入混乱，是导致南京大溃败的最重要原因。唐生智布置突围撤退计划后，很多国军将领并没有回所在部队布置撤退，而是纷纷脱离部队提前逃跑。(第71军军长王敬久、该军第87师师长沈发藻等根本未回指挥所；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回到富贵山地下室指挥所后告知幕僚撤退任务，即留参谋长邱清泉处理文件等，自己单独先去下关。)这些将领幸运的躲过了后来的屠杀，却让自己的部署和手下官兵自此失去指挥陷入混乱，成为毫无组织的溃兵，乃至最后被日军俘虏而无情屠杀。 www.6park.com

　　从１２月１２日下午开始，南京卫戍军各部队撤退及突围的情况大致如下：

　　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及长官部官兵，１２日晚从下关煤炭港乘预备的小火轮渡江至浦口，得到日军已至江浦附近、正向浦口包围的情报，遂徒步向扬州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靠拢；１３日７时到达扬州时，顾祝同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移驻临淮关，临行时留下６辆卡车。唐生智等主要官员及卫队乘汽车至滁州转火车，于当晚到达临淮关。


　　在司令部渡江后，第７８军、第３６师亦于煤炭港分批乘船渡江，至乌衣集结，尔后乘车去蚌埠，又转信阳去江西萍乡整顿。

　　在叶肇及邓龙光两军长参加会议后，第６６军及第８３军（均为广东部队）共同研究决定：不遵守唐生智令第８３军掩护其他部队突围后再于次日晨６时突围的命令，两军由叶肇统一指挥，按计划由正面突围，向指定地点转进（当时两军所属的４个师大部均在城内水西门、玄武门及光华门附近），当即下令各师“按１６０、１５９、１５６、１５４师之顺序，由太平门突围，经汤山、句容向安徽宁国集中”。１２日２０时前后，除１５６师因未接到命令外，其他３个师先后通过太平门。途经岔路口、仙鹤门、东流等地时，均遭日军阻击，第１５９师代师长罗策群率队冲击时阵亡。拂晓前到达汤山附近时，又遭日军第１６师团主力的猛烈攻击。部队逐渐失去掌握，各自为战，数百人或数十人一队，分头向指定地点转进。叶肇、邓龙光与各自的部队失散，均换着便衣突过日军包围圈。２０日前后，各师大部分别到达南陵、歙县。第６６军参谋处处长郭永镳在九华山一带收容失散的官兵约１３００余人，临时编为３个营。１９３８年１月上旬，他们到达宁国附近归队。未接到命令的第１５６师师长李江率队与教导总队等一同撤至下关，部分官兵渡过长江，辗转归队。

　　南京卫戍军的其他各部均于１２日下午和夜间拥至下关。第７４军组织较好，又掌握有一艘小火轮，约有５０００人渡过江北。其余部队仅有一部得以渡江，大多留在江南，遭日军杀害。

　　国军派系林立，各派都有本属于自己的帐。在唐生智对蒋介石嫡系部队给予“特殊照顾”后，非蒋嫡系部队就开始了提前撤退，彻底将整个撤退的部署打乱。这导致的是没有撤退的部队看到友军撤退也跟着撤退，一窝蜂全部涌向南京下关渡口，由于通往下关的挹江门左右两门洞已经堵塞，仅中间一门可以通行，各部争先抡过，互不相让，最终使城内完全陷入混乱。如徐源泉的第2军团负责固守乌龙山要塞以掩护其他部队撤退和突围，应最后撤退。但12日下午他们就坐船提前渡江至长江北岸；广东的第66军及第83军也是未按照指示的撤退时间而提前进行突围。

　　１２月１４日，日军山田支队占领了南京最后一个支撑点——幕府山；天谷支队占领了扬州，切断了大运河；第６师团一部进至下关；国崎支队占领了浦口，切断了南京守军的一切退路。麇集于燕子矶、下关沿江一带及八卦洲、江心洲中未撤至江北的大量中国官兵都成为日军的俘虏。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曾签署了一道嘱“阅后销毁”的机密命令，要所属部队“杀掉全部俘虏”。第１６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１２月１３日的日记中记载说：“由于方针是大体不要俘虏，故决定将其全部解决。”第６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更向士兵宣布“解除军纪三天”。在占领南京城的前６个星期内，日军野蛮地屠杀了放下武器的俘虏数万人、平民２０余万人，总数达３０万人以上。

　　日军进入南京以后，就开始以集体屠杀的方式消灭放下武器的中国军队；１３日，第６师团枪杀了从水西门至下关途中俘虏的１５００余人，第１１４师团刺杀了在雨花台俘虏的１３５４人；１４日，第１６师团在中华门外枪杀了在中华门内俘虏的１５００余人；在此前后，国崎支队在浦口和江心洲枪杀了俘虏的３０００余人；１７日，山田支队竟在上元门以北江岸，将在幕府山及八卦洲一带俘虏的１４７７７人分两个场所一次枪杀。由于这种屠杀是由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示意、由“上海派遣军”及第１０军司令官下令执行的，所以参加进攻南京的各部队都犯有集体枪杀放下武器军人的罪行。因此，被杀害的中国军人在感到死难临头的时候，无不深悔放下了武器、停止了抵抗，以致惨遭杀害。也有的军人不甘心俯首受杀而进行了反抗，如山田支队屠杀幕府山的俘虏时，有的俘虏大喊快跑，有的俘虏夺取押解日军的枪支进行反抗，曾打死日军官１人、士兵８人。可惜他们的觉悟已经晚了。

　　残暴的日军不仅杀害放下武器的俘虏，而且毫无人性地集体杀害手无寸铁、并未战斗的平民：１２月１４日，在中山码头枪杀难民及非武装军警７０００余人；１６日，又在中山码头屠杀难民５０００余人；就在松井石根举行入城式的第２天——１８日夜间，在草鞋峡一次枪杀男女老幼及部分俘虏共５７４１８人。至于任意乱杀平民以及强奸、抢掠等罪行，更是罄竹难书。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其《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中较详细地记录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采访见闻。其中有一段著者与《读卖新闻》上海分社联络员武田和畦崎的谈话：“俘虏有１０万之多，刚进城的部队曾问军司令部这些俘虏怎么办?回答是‘适当处分’。这个命令是事实，山田旅团长（即在上元门屠杀万余名俘虏的山田支队长）……１２月１５日就处理俘虏一事，派本间少尉去师团，得到‘收拾掉’的命令。所谓‘适当处分’，就是如无法处理就予以处决。这是军队里一开始就确定了的方针。”“不仅残杀俘虏，还杀害无数平民百姓。联络员说他们看见路上躺满了百姓的尸体。问究竟杀了多少人?回答是这个数字既未发表，也无法统计，总之是满目死尸。留在市内没有住进难民区的百姓，都被一扫而光。”当时在南京的外国记者都目睹和报道了日军的暴行。如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特派记者杜廷在报道中说：“日军占领后三天内……大规模的抢劫，奸淫妇女，屠杀普通居民，将居民从家中逐出，成批地处决俘虏，抓走成年男子，使南京成为一座恐怖的城市。”连倾向于日本的德国驻华官员在给其政府的报告中也认为：“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南京市民被日军残杀后，日军又将半截香烟插在被砍下头颅的嘴里。（选自美国时代公司《生活在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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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保卫战可谓国军自成立后遭遇的最惨重失败。日军用极低的交换比让10余万国军在南京损失殆尽。虚弱的南京城制造了太多无谓牺牲。72年后的现在，尽管各类“南京”题材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但遗憾的是很多作品都没有去真正反映历史。在这些作品中，为了去体现南京城中所谓的抵抗意志，充斥着各种经过人为杜撰和放大的“积极”抵抗，却集体将这段真实历史“选择性”遗忘。这样的“南京”并不是真正的“南京”。

　　历史不应被回避，否则只是懦弱和胆怯。正视历史，才会让国民真正平添一份勇气。真正认识“南京”，需要知耻而后勇。

　　紫砂茶具，由陶器发展而成，属陶器茶具的一种。它坯质致密坚硬，取天然泥色，大多为紫砂，亦有红砂、白砂。这种陶土，含铁量大，有良好的可塑性。紫砂茶具的色泽，可利用紫砂泥泽和质地的差别，经过“澄”、“洗”，使之出现不同的色彩，如可使天青泥呈暗肝色，蜜泥呈淡赭石色，石黄泥呈朱砂色，梨皮泥呈冻梨色等；另外，还可通过不同质地紫泥的调配，使之呈现古铜、淡墨等色。优质的原料，然的色泽，为烧制优良紫砂茶具奠定了物质基础。成陶火度在1100至1200摄氏度，无吸水性，音粗韵长。它耐寒耐热，泡茶无熟汤味，能保真香，且传热缓慢，不易烫手，用它炖茶，也不会爆裂。因此，历史上曾有“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之说。

　　紫砂茶具起始于宋，盛于明清，流传至今。在明代中叶以后，逐渐形成了集造型、诗词、书法、绘画、篆刻、雕塑于一体的紫砂艺术。北宋梅尧臣《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茶》诗中道：“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欧阳修也有“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情”的诗句，说明紫砂茶具在北宋刚开始兴起。1976年宜兴鼎蜀镇羊角山发掘出一处宋代龙窑窑址，出土了许多紫砂陶残器，考古发掘的实物和文献记载互相印证。至于紫砂茶具由何人所创，已无从考证。

　　紫砂茶具则创造于明代正德年间，根据明人周高起《阳羡茗壶录》的“创始”篇记载，紫砂壶首创者，相传是明代宜兴金沙寺一个不知名的寺僧，他选紫砂细泥捏成圆形坯胎，加上嘴、柄、盖，放在窑中烧成。“正始篇”又记载，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出现了一位卓越的紫砂工艺大师：龚春（供春）。供春在实践中逐渐改变了前人单纯用手捏制的方法，改为木板旋泥并配合着竹刀使用，烧造的砂壶造型新颖、雅致、质地较薄而且又坚硬。供春在当时就名声显赫，人称“供春之壶，胜如金玉”。有一把失盖的树瘿壶，造型精巧，现存北京历史博物馆，是供春唯一传世的传品，但也有人疑为赝品。这位民间紫砂艺人最早地把紫砂器推进到一个新境界，供春壶成为紫砂壶的一个象征，其作品也被后世所仿造。

　　明清两代，宜兴紫砂艺术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名手所作紫砂壶造型精美，色泽古朴，光彩夺目，成为艺术作品。明代张岱《陶庵梦忆》中说：“宜兴罐以龚春为上，一砂罐，直跻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愧色。”名贵可想而知。

　　从万历到明末是紫砂器发展的高峰，前后出现“四名家”、“壶家三大”。“四名家”为董翰、赵梁、元畅、时朋。董翰以文巧著称，其余三人则以古拙见长。“壶家三大”指的是时大彬和他的两位高足李仲芳、徐友泉。时大彬为时朋之子，最初仿供春，喜欢做大壶。后来他在游娄东时与名士陈继儒交往甚密，共同研究品茗之道，根据文人士大夫雅致的品味把砂壶缩小。点缀在精舍几案之上，更加符合饮茶品茗的趣味。他制作的大壶古朴雄浑，传世作品有菱花八角壶、提梁大壶、朱砂六方壶、僧帽壶等。他制作的小壶令人叫绝，因此当时就有“千奇万状信手出”、“宫中艳说大彬壶”的赞誉，被誉为“千载一时”，他为紫砂发展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李仲芳制壶风格趋于文巧，而徐友泉善制汉方、提梁卣等。他晚年自叹说：“吾之精，终不及时之粗也”。

另外，紫砂艺人李养心，是万历时人，他擅长制作小壶，朴素带艳，世称“名玩”。李养心的最大贡献是开创了“壶乃另作瓦缶囊闭入陶穴”的匣钵装烧法。还有欧正春、邵氏兄弟、蒋时英等人，他们借用历代陶器、青铜器和玉器的造型、纹饰制作了不少超越古人的作品，他们的作品也广为流传。另外被誉为“桃圣”的项圣思也非常著名，他制作的大小桃杯，制作的精细入微。

　　到了清代，紫砂艺术进入了又一发展时期。砂艺高手辈出，紫砂器也不断推陈出新。宜兴开始制作紫砂壶胎，进呈后由宫廷造办处艺匠们画上珐琅彩烧制或制成的珍贵的雕漆名壶。景德镇也按照宜兴壶的式样烧制瓷器。宫廷开始直接向宜兴订制紫砂茶具，至此紫砂壶成为珍贵的御前用品。这一时期紫砂大家有陈鸣远、邵大享等名家，陈鸣远是继时大彬以后最为著名的陶艺大家。陈鸣远制作的茶壶，线条清晰，轮廓明显，壶盖有行书“鸣远”印章，至今被视为珍藏。据《阳羡名陶录》记载“鸣远一技之能世间特出”。

　　另外此时期的名家还有虔荣、王南林、邵元祥、邵旭茂、陈观候等。乾隆晚期到嘉、道年间，宜兴紫砂又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紫砂茶具式样繁多，所谓“方非一shi，圆不一相”。在紫砂壶上雕刻花鸟、山水和各体书法，始自晚明而盛于清嘉庆以后，并逐渐成为紫砂工艺中所独具的艺术装饰。不少著名的诗人、艺术家曾在紫砂壶上亲笔题诗刻字。《砂壶图考》曾记郑板桥自制一壶，亲笔刻诗云：“嘴尖肚大耳偏高，才免饥寒便自豪。量小不堪容大物，两三寸水起波涛”。此时最著名的是陈鸿寿，字子恭，号曼生，此人工于诗文、书画、篆刻，时任江苏溧阳知县，特意到宜兴和杨彭年制壶，创造了著名的曼生十八式。。杨彭年的制品，雅致玲珑，不用模子，随手捏成，天衣无缝，被人推为“当世杰作”。彭年配合制壶。陈曼生设计，杨彭年制作，再由陈氏镌刻书画。其作品世称“曼生壶”，一直为鉴赏家们所珍藏。所制壶形多为几何体，质朴简练、大方，开创了紫砂壶样一代新风。曼生壶铭极具文字意趣，至此中国传统文化“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风格至陈曼生时期才完美地与紫砂融为一体，使宜兴紫砂文化内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到了咸丰、光绪末期，紫砂艺术没有什么发展，此时的名匠有黄玉麟、邵大享。黄玉麟的作品有明代纯朴清雅之风格。擅制掇球。而邵大享则以浑朴取胜，他创造了鱼化龙壶，而此壶的特点是龙头在倾壶倒茶时自动伸缩，堪称鬼斧神工。在稍后的20世纪初叶，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蓬勃兴起，商业的逐渐发展，宜兴紫砂自营的小作坊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诞生了一些制壶名家，其中又以冯桂珍、俞国良、吴云根、裴石民、顾景舟、王寅春、程寿珍、朱可心、蒋蓉等人最为著名。

　　近年来，紫砂茶具有了更大发展，新品种不断涌现，目前紫砂茶具品种已由原来的四五十种增加到六百多种。

　　紫砂器在世界上称得上造型最丰富的工艺品种，明清两代先后涌现出数十位德高望重的著名陶艺名家，创制出了人类艺术瑰宝，他们为中国陶瓷史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牛郎与织女的传说

牛郎与织女传说的雏形最早见于汉代的《古诗十九首》，而记载较为详细的有梁吴均的《续齐谐记》、梁殷云的《小说》。以后的民间传说则有了更多的故事情节：

牛郎父母早亡，从小跟哥嫂生活。后来，嫂嫂不贤，牛郎被迫分家出来，与一条老牛相依为命。有一天，织女和诸仙女下凡游戏，在河里洗澡，老牛突然说话叫牛郎去取织女的衣裳，后来，织女便做了牛郎的妻子。婚后男耕女织，有一儿一女，生活幸福美满。数年后，王母娘娘知道了此事，押解织女回天庭。牛郎上天无路，万分悲愤。老牛则触断头上的牛角，变成一只小船，让牛郎挑着儿女登上牛角船，腾云追去。眼看要追上了，王母娘娘突然拔下一条波浪滚滚的天河。牛郎与织女无法过河，只有在河东河西遥望对泣。但他们的遭遇，感动了喜鹊，无数喜鹊飞来，化成一座跨越天河的桥，牛郎织女登上鹊桥，在天河相会。王母娘娘无奈，只好允许牛郎和织女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在鹊桥相会。

七夕节的形成


七夕节的形成与民间流传的牛郎与织女的故事有关，它最早可以渊源可能在春秋战国时期，如《诗经·大东》:“跤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服章；睨彼牵牛，不认服箱。”还有明代罗颀《物源》曰：“楚怀王初置七夕。”不过那时候的七夕，是祭祀牵牛、织女星座，并无后面的故事。直到汉代，其细节才与牛郎织女的故事联系起来，并且正式成为属于妇女的节日。如东汉应劭撰的《风俗通》载：“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侨。”又如《西京杂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船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

节日习俗


由于过往女子的命运只能嫁作人妇、相夫教子，因此不少女子都相信牛郎织女的传说，并希望以织女为榜样。所以每逢七姐诞，她们都会向七姐献祭，祈求自己能够心灵手巧、获得美满姻缘的节日。这也就是“乞巧”这名称的来源。妇女亦会结彩楼，预备黄铜制成的细针（七孔针），以五色细线对月迎风穿针，穿进了为之得久。久而久之，七夕也成为了“女儿节”。不过，古人乞巧不独七夕，正月及八九月都可以乞巧，只有宋以后才有七夕乞巧。宋元时期，七夕乞巧节变得很隆重，有专门卖乞巧饰品的市场，称作乞巧市。

江南的刺绣女孩会在夜晚月光下，将一根绣花针轻轻放到一碗水面上，借助水的表面张力将针托浮，在月光照射下，针周围会出现水波纹，那一个波纹最复杂，就会绣出最好的作品，有时针上穿有红丝，也是向七仙女“乞巧”。唐代诗人林杰的诗《乞巧》说：“七夕今宵看碧宵，牛郎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染指甲西南一带的七夕习俗。年轻姑娘们在节日时用树的液浆兑水洗头发，传说这样可以年轻美丽，对未婚女子而言还意味着找到如意郎君。

胶东地区则多在七夕拜七神姐。妇女们船上新装，欢聚一堂、盟结七姐妹；少女们则制作牡丹、莲、梅、兰、菊等带花的饼馍视频，称巧果，用来祭祀织女。

在广东，人们六月便开始准备，把稻谷、麦粒、绿豆等浸在瓷碗里等待发芽。临近七夕便扎糊起一座鹊桥，还会制作各种精美的手工艺品。七夕之夜，人们在听汤中摆放八仙桌，摆上各种精彩纷呈的花果制品和女红巧物。现时在香港，仍然有不少家庭保留过往的传统习俗，于七姐诞当日到纸扎店购买“七姐衣”，于当晚用来拜祭七姐。而过往日子的妇女，亦有在拜祭之时利用小蜘蛛、豌豆或绿豆等物品，祈求七姐暗示能否传得手艺。

在闽南和台湾当天同时是“七娘妈”的诞辰，是保护孩子平安的神。闽南的习俗在七夕这天吃石榴和使君子煮蛋、肉，以及红糖糯米饭以驱虫防瘟疫。台湾有拜“床母”的习俗。“床母”是儿童的保护神，七月七是其生日，有儿童的家庭便在这晚祭拜床母，还会焚烧“四方金”和“床母衣”。

道教中，上元节视为天官大帝（尧）诞辰，正月十五为上元，七月十五为中元，十月十五为下元，分别属天、地、水这三官大帝主管。上元节天官喜乐，故燃灯以庆。终唐一代，朝廷皆正式祭拜。

在广东佛山，有元宵节的传统习俗“行通济，无闭翳”。寓意走过通济桥，就会健健康康，不会犯愁。

在台湾，除了赏花灯活动及著名的台北灯节、台湾灯会之外，还有台湾北部的台北县平溪乡放天灯活动。另外，在台湾北部南边的苗栗市则有著名的“苗栗蹦龙”，苗栗蹦龙是指以鞭炮、蜂炮炸舞龙方式得到“去邪（去旧）迎新年”的作用。在台湾南部的台南县盐水镇则有著名的“盐水蜂炮”。在台湾东部的台东市，则有“台东元宵炸寒单”。

在台湾早期，有在元宵节夜里未婚的女性要偷得葱来讨个吉兆的说法。俗语说：“偷挽葱，嫁好翁；偷挽菜，嫁好婿”（台湾话发音）。

在马来西亚，未婚男女在元宵节聚集到河边抛柑，并在柑上面写下姓名和联络方式，希望就此结识可以携手相伴的伴侣。

起源


据史籍记载，元宵节开始于二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相传汉惠帝刘盈死后，吕后一族控制了政权。吕后死后，周勃、陈平等元老奋起勘平“诸吕之乱”，拥刘恒为主，是为汉文帝。文帝博采众臣建议，精心治国，使汉帝国又处强盛。因扫除诸吕正是在正月十五，所以每年这一天的晚上，文帝就微服出宫游玩，与民同乐，以示纪念。汉文帝因此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

唐朝

在国力空前强大的唐朝，元宵赏灯十分兴盛，无论是京城或是乡镇，处处张挂彩灯，人们还制作巨大的灯轮、灯树、灯柱等，满城的火树银花，十分繁华热闹。

宋朝

宋朝灯节更加丰富多彩，元宵赏灯持续五天，灯的样式繁复多样，逛灯市更是一件十分赏心悦目的事情。诗人辛弃疾写道：“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说的就是宋朝灯节花灯无数，烟花如星雨。那时还兴起了猜灯谜，即将各种灯谜写在纸条上，贴在花灯上，猜中的人还能得到小小的奖励。这种娱乐益智的活动受到人们喜爱，广为流传。

明朝


明朝的灯节持续的时间更长。自初八开始点灯，直到正月十七的夜里才落灯，整整十天，以显示歌舞升平，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灯节。

清朝

清朝则只有三天，但是灯火璀璨，灯也更加精致奇幻，依然十分吸引人。

有趣习俗

四川省开县有“对骂”的习俗。在元宵节这天，人们搬一张板凳坐在户外，平时讨厌谁可以尽情地骂，对方也不可以还嘴。福建省南部的习俗是两个村子的小孩互相掷石子。据说如果不掷石子，村子里就会发生瘟疫。山东省莒县的男女老少都要出游，称之为“走老貌”。他们认为每年走一回，可以永保青春。

广东省文昌县人们的习俗是“偷青”，即偷人家菜园里的蔬菜，而且偷到了的人挨了骂是最吉利的，台湾、朝鲜半岛也有类似习俗，但台湾是偷葱，朝鲜则是偷泥土。浙江省的宁波、台州、温州地区，将正月十四当作元宵节。

古代上巳节活动


祓除畔浴，修禊之事，清洁身体，去除身上的晦气。

曲水流觞，是文人临水宴饮、吟诗做赋的节日，最著名的是王羲之兰亭之会。

祭祀管理婚姻和生育之神——高禖。

春游踏青，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大好时机，此时野合，有所不禁。近世仍未绝迹，《善化县治》中就有记载。

野餐

采集兰花

宋代以后，理学盛行，礼教渐趋森严，上巳节风俗在汉人文化中渐渐衰微。

现代

现代，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至今仍是十分重要的节日，东亚其他国家亦有庆祝。

苗族、土家族黎族、壮族等都在这一天举行盛大的活动。“三月三”是壮族、侗族、苗族等的传统歌唱节日。云南大理三月三日举行的泼水节活动中，还可看到古时上巳节祓禊之俗的影子。一些地方的汉族在三月三也保存有特殊的习俗，如湖南等地有“三月三，地（荠）菜煮鸡蛋”的传统。
 

分布于福建、浙江等地的畲族的亦有“三月三”节日，它是谷米的生日。是日畲族家家户户都吃传统的乌米饭。

朝鲜族有踏青、吃花煎、喝花菜的习俗。

在日本，上巳（じょうし/じょうみ）属于“五节句”之一的“桃之节句”（桃の節句），亦是女儿节（人偶节，雛祭り）。不过在明治维新后，这个节日被移送到西历的3月3日举行。

在闽南、台湾则有部分人士会选在三月初三的上巳节扫墓，兼具踏青、除去不祥的意思。